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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崛起招數多:廣積糧緩稱王 能而示之不能

2017-04-24 09:40:54    來源:    作者:   編輯:qysb005

兩百多年以前,美國的建國者們自詡美國為“山巔之城”,意將美國建成全世界的楷模與榜樣。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磨礪,美國終于在20世紀中葉成為了世界超級大國,實現了其“山巔之國”的夢想。那么,美國的立國之基、強國之本是什么呢?或者說支撐美國大國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地緣安全環境優勢

大西洋和太平洋像護城河一樣保護著美國的國家安全;“弱鄰國狀態”使美國無強敵入侵之虞。

地緣安全環境是一個國家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客觀條件,國家無法選擇它所處的地緣安全環境,地緣安全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崛起進程。

可以說,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地緣安全環境,它東臨大西洋、西銜太平洋、北倚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南靠相對落后的墨西哥。在其國力弱小時,東西兩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像護城河一樣保護著美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在美國立國200多年間,除了1812年美英戰爭期間美國本土受到攻擊外,其余時間都平安無事。而當美國國力發展壯大后,東西兩洋又變成美國向外擴張的坦途與捷徑。其中,太平洋成為美國向羸弱的亞洲國家擴張的坦途。通過太平洋,1844年美國總統約翰•泰勒的特使顧盛脅迫清政府簽定了《望廈條約》,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54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的“黑船”打開了日本國門;1898年美西戰爭勝利后美國占領了菲律賓。同樣,大西洋也成為美國向歐洲輸送國際影響力的捷徑。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大量美軍正是通過大西洋源源不斷登陸歐洲,改變了歐洲戰局,擴大了美國影響力,美國開始向國際舞臺的中央邁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西洋也是美國的主戰場之一,通過控制大西洋,美國擊敗了德意法西斯,最終取代英國,取得歐洲的控制權,造就了美國的霸權。

此外,美國的地緣安全環境優勢還表現在美國長期處于“弱鄰國狀態”,無強敵入侵之虞。無論北面的加拿大,還是南面的墨西哥,它們相對于美國而言都是不用擔心的弱國,美國只需兩個簡單的邊界條約就可以輕松搞定其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而世界上其他大國,往往不得不糾纏于復雜的周邊鄰國關系。例如,中國不僅要與十多個陸上鄰國進行邊界談判,而且還要與隔海相望的海上鄰國處好關系。只要有一個國家談不攏,中國的周邊環境就很難穩定。又如,歷史上歐洲強國德國也是如此,1871年德國統一后始終無法擺脫東西兩線受制于強大的法國和俄國的戰略困境,加上德國南面還有一堆中小國家與其有領土爭端,這無疑大大增加了這些國家崛起的戰略成本。

歷史時代機遇優勢

美國崛起的時代,世界上還沒有真正的重量級拳手國,歐洲這些中量級拳手有心無力,無法阻擋美國的崛起。

“時代主題”是某個歷史時期國際關系與國際社會發展總體特點的高度概括,是一個國家崛起與發展離不開的歷史背景。與世界其他大國相比,美國擁有最好的崛起時代背景。從歷史大背景來看,美國崛起之時恰逢世界處于強權與暴力、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戰爭與沖突現象司空見慣。在這樣的歷史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崇尚武力和叢林法則,在國際沖突與較量中,各國往往無視規則或者少提規則。這樣的時代主題背景對美國的崛起與擴張來說太有利了,因為它意味著美國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幾乎什么都可以做。這對處于上升期的美國來說簡直就是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在這樣的歷史時代背景下,美國自東向西開疆拓土,用戰爭、“欺詐”,甚至驅逐屠殺印第安人的暴力方法,不斷擴大其版圖,而不會招致后來國際社會所謂的“過度暴力”“不講人權”的指責。

此外,美國崛起的時代還是世界大國政治不發達的時代。當時的“世界大國”主要是指歐洲強國,如英國、法國、德國等。但嚴格來講,這些歐洲強國還算不上真正的世界大國,它們之所以成為大國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這主要是因為它們率先抓住了工業革命的機遇,在世界大部分國家還處在農業時代時率先進入了工業化時代,率先獲得了生產力的解放,從而獲得了較強的國力,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然而,這些歐洲國家領土幅員狹小,人口規模都是千萬級別的(例如當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也才4000多萬人口),還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的“體格”。它們好比是拳擊場上那些拳技高超的中量級拳手,但真正的世界大國(尤其是有決定性影響的世界大國)應該是重量級的拳手。然而歐洲強國稱雄的19世紀還沒出現真正重量級的拳手國,俄羅斯雖有重量級的“體格”(國土和人口),但“拳技”(國家治理、工業化水平)太差,當時的中國也有重量級拳手的體格,但是“拳技”更差。當時俄羅斯在拳擊賽中也只能與英法德等拳技高超的中量級拳手打個平手,有時甚至還被打扒下。

“山中無虎猴稱王”,從近代歷史來看,歐洲強國確實占盡了風頭。然而,“猴的力量”終究有限,也就是說,當年美國崛起的時代,世界上還沒有真正的重量級拳手國,歐洲這些中量級拳手雖也看到具有重量級潛質的美國在崛起,但它們有心無力,無法阻擋美國的崛起,這也是有利于當年美國崛起的歷史時代背景。

政治文化與制度優勢

美國的國內政治文化與制度安排明顯優于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大國,這非常有利于美國的崛起與發展。

美國的政治文化與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兩點:分權制衡文化與獨特有效的總統選舉制度。雖然西方國家多采取分權制,但美國的分權制衡最為徹底和完備,不僅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之間保持微妙的制衡關系,而且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都有著微妙的制衡關系。這種相互制衡的政治文化雖有時會相互制肘、缺乏效率,但卻可以使美國有效地避免犯重大的戰略錯誤,從而保證了美國大的發展方向不出問題。

另外,領導人的更迭問題也是影響世界大國發展的重要問題,許多國家都因這個問題處理不好而導致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影響了國家的發展。而在此問題上,筆者認為美國解決得最好。自1787年美國憲法誕生以來,200多年來美國總統選舉一直是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與內容,它周而復始,四年一度(即使遭遇戰爭也不例外),有規律地演繹著美國特色的民主政治。 獨特的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如選舉團制度、“贏者通吃”制度、議題助選制度等)有效地保證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平穩產生與權力交接。

盡管美國總統選舉制度有許多不好和消極的地方,例如,英國人布賴斯勛爵旅居美國期間驚奇地發現,美國總統選舉中充滿了各種“謾罵與誣蔑”,他告訴英國人:“你只有設想對英國議會670名議員的全部攻訐集中于一個人的頭上的情景,才能理解那猛烈程度。”盡管如此,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對保持美國國內政局長期穩定,對美國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都有重大意義。談到這里,筆者不得不提到美國的開國之父——華盛頓,按照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和華盛頓個人的崇高威望,他完全有條件、有可能稱帝稱王獨掌美國的大權。然而,華盛頓不但沒有登基稱帝,而且不迷戀美國總統職位,干完兩屆就堅決不干,從而立下了美國總統最長任期的規矩,保證了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平穩過渡。

政治思潮與戰略謀劃優勢

聯合國體系是美國為構建以它為主導的“世界政府”的政治嘗試;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精妙設計使美元獲得了世界貨幣的地位。

政治思潮會影響某個時期人們的價值判斷與政策取向。美國的政治思潮雖源于歐洲,但又不同于歐洲。美國立國之后曾有幾個政治思潮深刻影響了美國的內政外交,對美國的大國地位產生了積極影響。其中,“天賦使命”意識、“美國例外論”與“孤立主義思潮”影響最大。

“天賦使命”意識又稱“天賦使命觀”,是17世紀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論在美國政治思潮文化中的體現。它的基本含義是指美國受上帝委托,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自身的命運負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和使命。為此,美國自視為天下唯一的道義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并認為在外交方面有義務和責任將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推廣到世界各地。“天賦使命”意識是美國外交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美國外交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是美國追求大國地位的價值源泉。正是因為“天賦使命”的驅動,美國立國之后不斷追求大國地位和大國作為,欲將美國的價值觀念推廣到全世界,從“門羅宣言”到“門戶開放”,從美西戰爭到“一戰”與“二戰”,美國逐步從一個區域國家走向世界大國。

所謂“美國例外論”實際上是“山巔之城”思想的延續,它認為美國在各個方面都將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都是明智的,能夠避免歐洲老牌國家歷史上所犯的各種愚蠢的錯誤。可以說,“美國例外論”是美國追求大國地位的道義動力。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美國把它所有的對外行為都打上了道義的標簽與特殊的印記,勇敢地嘗試各種作為,而不必擔心犯錯,甚至以此為它的不良行為辯護。例如,美西戰爭后,美國軍隊占領了菲律賓,威廉•麥金萊總統在國會作證時表示,美國是“為了讓文明戰勝野蠻和愚昧而戰斗,是為了把菲律賓人從未開化的懶惰習性中拯救出來,并把他們置于世界上最文明的通道之中”。

孤立主義思潮在美國有很長的歷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少學者認為孤立主義是阻礙美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因素,但筆者認為不然,孤立主義思潮恰是造就美國世界大國地位的重要因素。美國在內戰之后國力開始走上快速增長之路,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綜合國力就已經開始超越許多歐洲強國,到19世紀末,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了,完全有資格開始對外施加其國際影響力,構建世界頭號大國的威望與榮耀。然而,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美國并沒有急于將其經濟實力轉化成世界影響力,從而形成某種“能而示之不能”的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并沒有急于參入,而是先冷眼觀察歐洲老大帝國之間激烈的爭奪和廝殺,一直到戰爭后半段才出手拉偏架,結果導致老牌歐洲國家中該打敗的沒打敗,該打贏的沒打贏,這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續埋下了伏筆。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共和黨保守派議員大力主張“超脫”政策,堅決反對介入歐洲事務和外國的軍事紛爭。例如,當時任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的威廉•博拉就主張,“美國應是一個道德方面的樣板,維護它利益的最好辦法就是同世界保持一種超然關系,美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應當是促進貿易、促進軍控,讓別國走自己的路好了,美國不必去判斷他們的愛國主義或革命方式究竟屬于哪種牌號” 。受此影響,當時約有70%的美國民眾反對美國輕易介入國際事務。這種情況一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美國才開始真正放棄孤立主義,開始全面介入,全面出擊,開始了向世界頭號大國地位的總沖鋒。

可以說,正是孤立主義思潮的作用,才使美國達到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效果,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徹底耗盡了歐洲老牌大國的實力,最后它摧枯拉朽,水到渠成。

此外,“二戰”結束前美國戰略精英們精巧的戰略謀劃和設計,也是支撐美國世界大國地位至今未動搖的重要因素。這些戰略設計主要包括聯合國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果說聯合國體系可視為美國為構建以它為主導的“世界政府”的政治嘗試與努力,那么,布雷頓森林體系則為構建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奠定了戰略基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系列精巧的制度設計,美元獲得了世界貨幣權力的地位。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國戰略精英們又將美元與石油等大宗戰略商品的定價權掛鉤,理論上使得美國政府獲得了無限發行美元的權力,理論上說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買斷”整個世界,美元成為了美國控制世界的最重要工具和美國霸權的象征。可以說,美元貨幣權力是美國霸權(或主導權)的最重要支撐。盡管當今美國霸權不斷遭遇挑戰,但只要全世界的對外投資與大宗商品還主要以美元定價,那么美國的霸權和主動權地位就很難撼動。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之所以能成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超級大國,應該說有某種歷史必然性。這種必然性體現在美國既有難以多得的地緣安全環境與客觀時代機遇,還有其獨特的政治思潮與明顯的主觀作為優勢。這些主客觀因素共同構成了支撐美國大國地位的重要因素,造就了美國理想的“山巔之國”的根基。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美國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世界大國,因此有人把20世紀稱為“美國世紀”。筆者認為,只要這些支撐因素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美國世紀”可能還將在21世紀繼續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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